北宋宣和年间的一天，“翰林待诏”张择端正在制作一件特殊的礼物：这是一幅很长的画卷，描绘的是东京城繁华的市井风貌，准备献给皇帝宋徽宗作为生日礼物。
宋徽宗赵佶酷爱书画，在书法、绘画方面的造诣极高，特别是对拥有复杂细节刻画的工笔画和描绘宫室、楼宇、殿阁的界画青睐有加。“艺术皇帝”主持创办了宫廷书画机构“宣和画院”，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书画家入宫任职，擅长界画技法的张择端就是其中之一。
画卷徐徐展开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宁静的乡村。零星茅草为顶的低矮民房掩映在树丛中，几头毛驴驮着重物慢慢走来。突然一匹受惊的马冲进画面中，吓坏了路旁玩耍的孩童，也让拴在茶棚外的另一匹马受到惊吓，在一名茶客的注视下，扬起前蹄，翘起尾巴。
船只往来穿梭的汴河从乡村流进城中。河面上，一艘满载货物的大船即将通过虹桥，可船上的水手似乎忘记提早放下桅杆，正七手八脚地在船顶篷上忙碌，而另一艘大船正在快速抵近，危险的局面让桥上的行人忍不住倚栏张望，使本就满是商贩、行人、轿队的桥面更加拥挤。
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（局部）
虹桥连接的汴河两岸，是交错的路网和鳞次栉比的店铺。云集的商贾、络绎不绝的行人，牛马车、人力车、平头车……人潮车流中，以彩帛、灯笼装饰的豪华酒肆“正店”正准备开张迎客，路旁零售食品酒水的小铺“脚店”里也早已人声鼎沸。大小商铺酒肆纷纷悬挂起属于自己的“广告”——店铺名称抑或特殊符号“商标”。
东京城中最大的店铺“樊楼”，由五座高楼组成，底层是大堂散座，供普通顾客就餐；二楼和三楼叫“阁子”，供有钱的客人使用。站在最高的阁子里，甚至可以眺望皇宫内的景观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，仅樊楼一家正店，就为很多家脚店供销酒水。
北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（局部）
东京城里的人吃什么？画中的汴河，不仅带来了百年通衢之利，也将南国海鲜河鲜送上北国餐桌，比如，在杏子青青、梅子返黄的时节，东京城正店中或有时令菜“蒸鲥鱼”。
“青杏黄梅朱阁上，鲥鱼苦笋玉盘中，酩酊任愁攻。”宋人王琪笔下的《望江南·鲥鱼》给鱼与酒的至味增添了淡淡忧愁，而在画中悬挂“孙羊店”招牌的正店前，来自北方的羊肉捕捉着往来行人的食欲。食客在享用羊肉时，往往会佐以珍贵的胡椒-这种还未走进寻常人家的香料沿丝绸之路而来，在没有辣椒的岁月中，给食客的味蕾送去一份别样的刺激。追求奢侈的老饕们也开始用更加昂贵的芝麻油炸制食物，而享用一顿“炸物”所消耗的油钱，在家境殷实的市民阶层看来，也是“天文数字”。至于今天被广泛用于榨油的油菜籽，则被宋人种在地里，长出被称为“芸薹”的油菜，水煮后端上普通百姓的餐桌。
东京人懂得吃，也懂得享受生活便利。纸币“交子”的出现让行人客商不用再携带沉甸甸的铜钱，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催生服务业发展，画面中，北宋“外卖小哥”正提着装满菜肴的盒子穿梭在酒肆与府宅间，让足不出户的市民也能大快朵颐。街道一端，悠悠走来几头骆驼，来自西北的“奇货”，流入东京城大小市场，也将灯红酒绿的宋代都市文化，随驼铃传到远方。
张择端落笔，是一片“歌楼酒市满烟花，溢郭阗城百万家”所成之画，就是举世闻名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所谓“清明”，并非节气，而是“政治清明”下的盛世图景。宋徽宗得到这份礼物，兴致勃勃地在画卷一端题字、盖章，收为珍藏。他看到细腻的笔触，把东京繁华浓缩在画卷中，却似乎没有体味到，画中衣衫褴褛的饥民在街头流浪，衣着光鲜的文人雅士在酒肆高谈阔论；他看到运粮船在汴河水道穿梭，却似乎没有察觉，船上不见押送粮草的士兵踪影；他看到大桥横跨长河，却似乎没有在意，桥的两头，文官和武将仪仗在桥上相遇却互不相让，引发激烈争执……
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“私粮贩运，官府无视”“文武对立，体制崩坏”……或许，张择端在用属于画家的方式谏言，又或许，书画皆精的宋徽宗看懂了一切，可与国运昌盛、四海升平的“宣和风华”相比，一个画匠“小心思”、几段市井“小插曲”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
《清明上河图》绘成后不久，“宣和”结束，迎来“靖康”。
浩大的“城市改革”
看罢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或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:如果将木构建筑换成钢筋水泥建筑，将牛马车换成汽车，将夯土路换成柏油马路，那东京城的生活和现代都市可能没有太大差异。交通、商业、餐饮、娱乐，现代服务业业态已初现峥嵘，很难想象千年前宋人的市井生活会如此丰富多彩。
据《宋史》记载，北宋东京城人口达到了 100 万左右，“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”，城市规模的扩大，人口数量的膨胀，让城市化与商业化同步发展，不仅催生了从事商业的“市民阶层”，也让商业活动更加依赖城市，进一步加速了古代城市化进程。
这一切，得益于一场轰轰烈烈、声势浩大的“城市改革”。
改革的第一项成果，是打破“坊市”藩篱。“坊市制”也称“里坊制”，宋代以前，各朝统治者为便于管理城市及其附属居民的生产活动等，将城市空间分割为“坊”和“市”，其中“坊”是指居住区和生产区。居住区主要由民房建筑组成，生产区是诸如冶炼钢铁、制造工具、加工粮食等各种手工作坊。这些“坊”被土制坊墙包围，设有坊门。进入坊内，就处于独立“社区”，但和今天社区不同，这些古代“社区”具有高封闭性，政府机构会对各坊实行严格的区域管理政策，坊内不能出现商业交易等活动。与“坊”相对，“市”是商品交易场所，市内商贾云集，在监管机构管理下，于规定的时间内“开市”“关市”。市民如需购买商品要在开市时间专程赶到市中，并在关市后返回坊内。
坊市制的巅峰出现在唐代。如果步入当时的“世界大都会”长安城，几乎不会看到大街小巷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，眼前只有宽阔的朱雀大街，街道两侧就是土黄色的坊墙，可一旦进入“东市”“西市”，就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：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充盈着各国奇异物品的店铺以及络绎不绝的行人。
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登上乐游原观音寺内的高台，俯瞰长安城，写下《登观音台望城》：
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。
遥认微微入朝火，一条星宿五门西。
“十二街”虚指长安城内纵横排列的大街，这些街道成为坊和市的界限，把城区切割为 109 个如棋盘和菜畦般方形区域。仅有的亮光，是文武百官入朝行进时的灯笼和火把，像漆黑夜空中的星宿，一路向大明宫延伸。
坊市分设的格局，也体现出当时城市重心在政治与军事。晚唐时期，战乱不断，社会体系崩溃，坊市格局被逐渐打破。宋朝时刻面临辽、金、西夏等军事威胁，需要维持规模庞大的常备军。巨额军费支出让中央政府不得不提高商税等税赋，于是重商思想兴起，商业活动有了更多施展空间，最终实现坊市融合，形成“坊中有市，市中有坊，相辅相成”的新城市格局。
改革的第二项成果，是摆脱“宵禁”枷锁。在坊市制时期，夜幕降临，坊门关闭，城防士兵在街道上巡逻，不允许任何居民在坊外活动。宵禁的最大作用是直接管控城市活动，稳定社会秩序，战时更是国防保障的重要手段。随着重商思想发展，市民阶层成为宋朝统治的经济基石，其较高的消费和经营需求，让统治者结束了宵禁，出现了各时段市场，特别是“夜市”的出现，大大释放了经济活力，也奠定了现代城市服务的雏形。
东京“不夜城”，塑造了多元城市文化，瓦舍、勾栏等娱乐场所出现，也不断丰富着市民文化生活。北宋词人柳永用一首《看花回》展现了他眼中的东京城风情：
玉城金阶舞舜干，朝野多欢。九衢三市风光丽，正万家、急管繁弦。凤楼临绮陌，嘉气非烟。雅俗熙熙物态妍，忍负芳年。笑筵歌席连昏昼，任旗亭、斗酒十千。赏心何处好，惟有尊前。
酒楼中莺歌燕舞，市场上应接不暇，沉溺其中的词人发出了“忍负芳年”的感叹。
北宋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，金军再次南下，兵锋直指东京城无险可守的广阔平原让金军势如破竹。文人雅趣、霓虹艳影织就的人间繁华，一半与残阳一起被驮上马背，另一半则辗转流入江南烟雨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东京城出逃的人群中，有一个叫孟元老的人，避居南国时总会想起那些城中日子：去大相国寺集市淘奇珍异宝，到州桥夜市品珍馐美馔，在勾栏瓦舍赏歌舞表演，走上虹桥看船来船往……于是，他把记忆里的欢愉写进笔记，成就了一本传颂后世的《东京梦华录》。近千年后，现代开封以《清明上河图》《东京梦华录》为蓝本，根据《营造法式》的记录，打造了再现东京城街市的“清明上河园”。音乐、歌舞、杂技等风俗汴绣、官瓷、木板年画等艺术，虹桥、码头、楼阁等建筑，共同勾勒出流动的画卷，让人仿佛置身北宋，走入孟元老眼中的多彩生活。
再现“州桥明月”
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长篇小说《水浒传》中，但凡讲到东京城里发生的事，州桥总会频频出现——杨志在州桥上卖刀，“元宵夜闹东京”时，梁山好汉数次出现在州桥附近等。
州桥，又名“天汉桥”，是一座横跨汴河的石桥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“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，车马阗拥，不可驻足，都人谓之‘里头’。”
如果宋人也发“朋友圈”，或许会是这样的画面：州桥一端是灯火通明的“大内御街”，尽头是人头攒动、车马拥挤的“州桥夜市”；站在桥上，南望恢宏的朱雀门，北眺高耸的宣德楼，大相国寺悠悠晚钟声里，一轮明月升，定格“州桥明月”绝景。
开封古城中轴线
州桥见证了浮华梦，也承载了伤别离。北宋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王安石丢掉相位，离开东京，退居江南金陵。曾几何时，面对朝中冗官、军队冗员、国家“积贫积弱”的现实，他决心制定新法，改革国家旧法度。这是一场充满理想主义的变法：青苗法、募役法、将兵法等直指冗官、冗员、冗费三大弊端，既给国家经济打“强心针”，也为庞杂低效的政治体制“瘦身”。然而，理想主义的局限性也充分暴露——试图改造世界却高估了现实基础和条件，就像给“老树”强接“新枝”，既开不了花，也会伤了树干。本意扶贫的青苗法，执行时却成了强制“贷款”，让本就挣扎于生计的百姓更苦不堪言，加之改革触动官僚和地主阶层利益，招致强烈抵制，经年痼疾的病体如何能承受这样一剂猛药，反而加深了躯体的病痛，一度轰轰烈烈的变法以失败告终。
又是一轮明月升，想到南下途中听到的百姓对变法的骂声想起东京城中的灯火烟花，昔日对峙满朝保守派势力的“拗相公”，把藏在心底的落寞惆怅写进《州桥》：
州桥踏月想山椒，回首哀湍未觉遥。
今夜重闻旧呜咽，却看山月话州桥。
近100年后，州桥上又传来了更多鸣声。南宋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范成大奉命使金。此时北宋已经灭亡40多年，经过故都东京城，他在日记《揽辔录》中记录下这样的情景：“新城内大抵皆墟，至有犁为田处。旧城内粗有市肆，皆苟活而已。”
皆墟、皆苟活，不知范成大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凝视故国故都，但想必是见到了往昔的“州桥明月”：
州桥南北是天街，父老年年等驾回。
忍泪失声询使者，几时真有六军来？
饱经风雨、白发苍苍的北宋遗民看到南国来使，仍在哀恸中燃起希望，询问皇帝车驾何时返回。他们仍居故土，可国已在遥远他乡。
历史浪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但布满时代尘埃的留白，总是充满悲凉——遗民不知，范成大出使目的是请求金人归还北宋皇陵，以及商讨已自称金臣的南宋朝廷，该用怎样的礼仪接受金“下发”的国书。
历史翻开新的一页，挖开厚厚的积土，州桥重见天日。巨大的青石板上还刻着造桥时的编号：坐二十、上十五、山十六……这些出自古代习字课本中的句首字，以及大型石壁上的海马、仙鹤、祥云等精美浮雕，恍然把州桥带回到修建时的岁月，等待迎接它的人潮与新一轮明月。
……
（摘自《天下宋城——千年文脉溯源及嬗变》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、中国城市出版社2024年版）
